就在四川地震形成的国内外正面效应逐步衰减、奥运会也已进入倒计时之际，6月28日，贵州瓮安突然爆发了一场震动全国的骚乱。一万多人的规模和矛头直接政府和公安，这在倡导“和谐社会”和“执政为民”的今日中国显得异常的触目惊心。骚乱发生后，西方各主要媒体均第一时间做了报道，从而代替了一段时间以来占据西方媒体的中国救灾、中日良性对话和两岸关系突破等新闻。也在今年以来全球发生的骚乱事件中再加上中国的一笔。

　　此次瓮安骚乱及整个各级政府的应对，如果从2008年的背景光谱来看，既有进步，也有不足，也凸显中国转型之艰难和当前不利的国际环境。

　　如果与过往发生的类似事件相比，如四川万州事件、广东汕尾事件、广西博白事件（这些事件基本上没有公开的报道，更没有公开的处理）中国政府的反应不可谓不快，处理的手段不可谓不果断。事发当天是星期六，星期二即由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甚至采用极为少见的现场直播的方式，不久所有的三名直接当事人也都亮相媒体。这显然也与今年5月1日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莫大的关系。

　　然而如果与今年的四川震灾相比，与国际社会的反应相比仍然是慢了半拍，没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谣言再次走到了事实的前面。特别是西方媒体在没有中国官方信息的情况下，就直接采用了未经证实的谣言，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当中国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后，西方媒体已不再关注，无法起到披露真相、正本清源的效果。

　　这件事不管真正的起因如何，但仅就一个谣言就能导致如此大规模的冲击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足见当地官民矛盾之尖锐。尽管胡温执政以来即倡导“新三民主义”，全国推行“保鲜运动”，然而吏治之恶，利益集体之盘根错节，由此可见一斑。令人赞同的是，这次中国政府没有回避问题。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随后石宗源强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政府是这样定性的，也是这样处理的：瓮安县公安局长、政委、瓮安县委书记、县长都随后被免职。这在处理过往同类事件中是相当少见的。更为罕见的是贵州省委记石宗源为此三次向百姓鞠躬道歉。过往为人所诟病的权力的傲慢不见了，代之是西方现代社会常现的权力的谦卑。

　　这次事件之所以最终酿成如此大规模的骚乱，还与地方官员的应急处理能力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6月22日瓮安县初二女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到28日骚乱发生，足足有六天的时间，而且事件是逐步升级，在整个过程中，看不到地方官员的危机感、紧迫感，颟顸自负，麻木不仁。直致最后一刻官民对峙于公安大楼前。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我们相信，应该是官员过往的传统处理方式占了上风。如果这时第一线的人员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理智和克制，也许就不会形成最终严重对抗的后果。

　　今年以来，全球由于各种原因频频发生民众骚乱。

　　4月以来埃及、海地、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和多个非洲国家因主要粮食价格上涨已引发严重骚乱。

　　6月上旬，韩国由于与美国达成的“开放牛肉协议”引起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发生冲击总统府并与守卫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的恶性事件。

　　与此同时，印度由于种姓制度与执政党的冲突（种姓制度包装下的民生诉求）、蒙古由于大选争议均发生了死亡多人的恶性全国性骚乱事件。

　　然而西方媒体却对这些骚乱事件进行选择性过滤。对地处偏僻一隅的瓮安事件各大媒体无不集中报道，面对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则出现了集体性失明。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的国际环境和西方新闻自由的另一面。也许这种国际环境正是中国迅速进步的一个诱因。此外，除中国外，这些国家大多采用标准的西方民主制度，然而却仍然骚乱不止。给我们的启示有二。一是无论何种制度，民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仅有制度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仍然无法保证社会的稳定。二是这些民主国家或者由于民主的不适应（如蒙古），或者民主过于暴力（如韩国）造成骚乱。这对正在探索全新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讲，实在具有鉴醒的意义。

　　瓮安事件，应该从2008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背景和全球化各国激烈的博弈下来解读。没有2008年众多的考验和中国相应的进步与开放，瓮安事件也许仍然是过去同类事件的翻版。尽管这种进步依然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调整时间并不充裕，我们期待“四川震灾”模式能够成为中国信息开放的常态和社会进步更高目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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