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

　　大使是由国家元首任命的，是国家元首派往驻在国的代表。大使抵达驻在国后，必须向驻在国的国家元首递交其国家元首签署的“介绍信”，也就是国书。国书内容非常简单，一是任命某某人为驻某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希望对方予以接待，并对其工作给予信任和帮助；二是召回前任大使。驻在国国家元首接受新大使的国书，意味着新大使可以开始代表其国家元首在驻在国开展工作。递交国书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1999年12月16日，是我递交国书的日子。我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在荷兰、卢森堡等君主国家，凡是有君主出席的正式活动，服装上的要求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其礼仪，否则就会被误解为对其领导人不恭敬。在外交活动中，穿衣戴帽、举手投足都赋于了政治含义，外交官对自己的衣着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尊重当地的习惯。在伊斯兰国家，女外交官和外交官的夫人外出时，都必须戴头巾，在伊朗，要像当地妇女那样，披一件大黑袍。

　　1994年，我向荷兰女王递交国书时，要求穿燕尾服，系黑领结，女士则要穿拖地长裙，戴帽子和手套。这是西方文明中的礼节，亚非拉国家未必习惯。作为变通，有关国家也允许穿民族服装。非洲的大使就穿非洲大长袍，也显得十分隆重。咱们中国人就穿中国的民族服装，黑色中山装。法国的礼仪比这些君主国家简单，法国人常骄傲地说自己的国家是“共和国”，不讲究封建的繁文缛节。大使递交国书时只要求穿深色西服，并不要求穿大礼服。我挑了一件深色西服穿上。

　　12时，法国外交部的两辆小车和四辆摩托车抵达使馆，礼宾官莎拉来接。我和使馆的第二把手孔泉、武官李永清分乘两辆小车，我乘坐的小车前挂了五星红旗。我们于12时10分从使馆出发。摩托车一路开道，我车前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街上的法国人听到警车抑扬顿挫的喇叭声，都好奇地回过头来看我们，有的还指着五星红旗说着什么，也许有人认出了这是中国的国旗。作为中国驻法国的大使，我一方面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感到重任在肩。12时14分车队抵达总统府爱丽舍宫。

　　随着警车的喇叭声，爱丽舍宫的大门敞开，我们的车径直驰入爱丽舍宫的前院。在院子的碎石路上穿着红色制服的仪仗队和军乐队早已在车队的右侧等候。车队一到，就开始奏乐。在庄严的军乐声中，礼宾司长格拉塞在楼前台阶上迎接，他彬彬有礼地把我引入楼内，并告诉我，递交国书仪式完了之后，总统将与我交谈，我可以带一名助手参加。

　　进入爱丽舍宫后，向右是挂着巨大壁毯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可以通往后花园。每年法国国庆的招待会都在这里举行，宾客可超过5000人，拥挤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法国各省都摆一个食品台，提供富有地方特色的食品。

　　格拉塞先生请我们向左转，走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来到大使厅。

　　希拉克总统已站在大使厅的中央。按照格拉塞的手势，我面对希拉克站定，我的两位助手在我后面并排站立。格拉塞大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吴建民先生阁下”。我用法语说：“总统先生，请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江泽民主席任命我为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我双手递过国书，希拉克热情地与我握手。递交国书的整个程序既庄严又简单。

　　接着记者进来照相，希拉克总统让我站在中间，在我的两旁是总统和外长。我觉得不好意思，推让说，总统应该站在中间，希拉克说：“不，不，大使在中间。”我推让了两次，希拉克都坚持要我站在他和外长的中间。“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在他们中间站定。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将军递交国书的照片。当时也是由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陪见。黄镇大使站在戴高乐的右侧，德姆维尔站在戴高乐的左侧。我是第八任中国驻法国大使，34年过去，我居然站在总统和外长的中间。

　　递交国书后，希拉克总统请我到旁边的一个客厅坐下，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法关系进行了交谈。我请孔泉公使衔参赞参加。我和希拉克总统谈得很好，时间长达45分钟。法方告，总统与新任大使谈这么长时间是少有的。谈话结束后，总统将我送至客厅门口，格拉塞把我送到爱丽舍宫门口。这时车队已掉头，军乐队和仪仗队也已调到车的右边，即我上车的一边。

　　五天后我与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共进晚餐，他告诉我总统对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谢他为我递交国书做出的努力，雷借用了我的一句话来回答我：“中国终究是中国（La Chine,　c’est la Chine.）”。 （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