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来身患“感觉交感神经细胞瘤”这一极其罕见绝症的法国女子香塔尔·赛比尔，求生不得，求死无门，在与病魔抗争了整整七年后，3月19日在她普隆比埃尔-莱-第戎镇的家中神秘地离开了人世，尸体是她的女儿发现的。20年来，全球患上这种病的人仅统计到1000例。香塔尔·赛比尔在去世前曾强烈要求允许她以“积极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但遭到司法单位拒绝。关于她的死因人们有种种猜测。3月27日，检察官宣布已查明，死者血液中含有可致人死命的超大量戊巴比妥药成分。该药来路不明。

　　　　　　　　　　　　　　　　香塔尔的最后旅程

　　52岁的赛比尔夫人生前是小学教师，患上了不治之症“感觉交感神经细胞瘤”，这是长在鼻窦和鼻腔内的一种活动性肿瘤。自2002年以来，她鼻子经常流血，两年后确诊，并得知永远不可能痊愈。肿瘤细胞的蔓延使得她脸部骇人地彻底变形，同时还伴随阵阵发作，“如钢钻针扎一般”，痛苦异常。赛比尔夫人在失去嗅觉和味觉后，随着无法抑制的肿瘤扩大，面颊最终被侵蚀，细菌进入眼眶，2007年10月她又失去了视觉……。

　　最近几周以来，这个曾经对生活充满信心，给自己订出“活到100岁要做的事”的妇女，终于达到无法再忍受的极限，她作出惊人决定，投入了人生最后一场战斗：2月26日，她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后又向萨科奇总统求援，强烈希望允许她以积极安乐死的方式，“在家中三个孩子的陪伴下，有尊严地离开人间，平静地长眠”。因为，赛比尔夫人生前强烈反对自杀，她希望能为安乐死在法国合法化尽一份力量。

　　赛比尔夫人在为自己写就的讣闻里说道：“我在三个孩子的挚爱中，出发前往爱情和宁静的国度，开始我最后的旅行，敬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友谊的美酒。” 这位音乐爱好者还希望她的离去充满歌声，在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会说话的花儿》（LA FLEUR QUI PARLE）的诗句中永别人世。但是，3月17日法院按现行法律拒绝了她的请求。

　　两天后，女儿在家中发现母亲已不在人世。

　　　　　　　　　　　　　　　　　安乐死在欧洲

　　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时间在2002年4月1日。这条法律允许医生按照某些标准执行安乐死，免除其刑事责任。据统计，每年安乐死者有2000人。欧洲国家里还有比利时，已于2002年9月将安乐死合法化，每月平均安乐死40人。卢森堡正在步其后尘，可望今年通过类似法律。

　　传统观念浓厚的法国近年屡屡遇到被媒体曝光的案例。五年前，因工伤全身麻痹的青年樊桑·安佩，在母亲和主治大夫帮助下去世，后者因而获刑，挑起各界大辩论。去年秋天，时年67岁进入癌症晚期的女演员玛娅·西蒙因安乐死要求被拒，最后决定前往瑞士。因为瑞士和瑞典一样，法律允许医疗界通过医疗手段协助当事人自杀。医生可以向已被医学“判处死刑”、个人自愿结束生命的病人提供致命药品，但要由病人自己服用。

　　临上路前，玛娅·西蒙在RTL电台上发表长篇采访录，指责法国“虚伪”，“强制他人接受自己观点”。她在自己的死亡告示书上向萨科奇总统宣布：“生命不属于站在病床边的那个人，生命是属于承受痛苦人自己的”。法国于2005年4月通过了列奥奈蒂法（loi Léonetti），如英国一样，允许医生给进入“不治之症晚期”的病人施行镇痛治疗，例如开具大剂量吗啡，减缓其痛苦，那怕会产生缩短病人生命的后果，但必须得到患者本人及其亲属同意。

　　这种变相的结束生命法并接受“听任死亡”的权利，即授权医务人员可以停止正在进行中，但仅能维系生命而毫无疗效的治疗，但不允许医生执行积极安乐死。至此，安乐死在法国仍受禁止，但某种死亡形式可得到宽容。2008年春出现的赛比尔案，使法国再度面临放松禁令的强大压力。争取尊严死亡权协会（ADMD）主席日前指出，“法国每年约有1万到1.5万人安乐死。”法律的约束在事实上已被挑战。

　　不同程度上允许病人“有拒绝治疗权”的国家有挪威、丹麦、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捷克、德国和奥地利。但欧洲仍有严格禁止安乐死的国家，如波兰、希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等国，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困惑人类的生死考问

　　人生苦短，我们的生命究竟属于谁？这场对于生和死的论争早在社会初期便已存在。原始部落曾以人为地处置老弱病残方式，来维持集体生存竞争能力。东方一些国家民间直至十九世纪末仍有“天葬”的习俗。在极权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社会里，有权掌握个人命运的只是少数人，谈不上思考自由。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无疑是首先明确表示应当允许危重病人结束生命的人之一，他认为延长最终不免死亡者的病痛是不合伦理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尤其在启蒙时代的推动下，个人开始积极思考对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握权。西方如托马斯·莫尔等不少思想家纷纷将“自主死亡”列入基本人权，莫尔甚至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述说对安乐死的具体设想。

　　科技在医学上的突飞猛进打破了“生老病死自然消亡”的一统天下，人工干预从此可以阻拦死神施虐,镰刀下(暂时)留人。人类在生命领域确实获得了发言权，却在医学伦理方面落入了迷宫，无法解脱延长生命与解除病家痛苦二者间的矛盾纠缠。从医生方面看，不论持赞成还是反对立场，他们知道医学手段有限,无法解除人世间所有的痛苦，即便是安乐死,也无法解决所有临终病人的问题。

　　　　　　　　　　　　　　　安乐死争论 关键在于观念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在古老的东方，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区，早就崇尚听凭大自然安排，追求“坐化”或“圆寂”等平静接受生命结束的观念。据中国学者考证，“安乐”一词最早见于佛教流派中国净土宗唐朝道绰的著作《安乐集》。“安乐”即西方极乐净土之别称。佛教徒虔诚修行，死后可进入极乐世界。敦煌石窟榆林窟中有一幅壁画，绘于中唐时期（公元781-847年）。画上一位老者，神志安详，执妻之手托付后事，端坐坟茔口，同八位亲人告别，“自行诣冢”。颇像动物界大象自感死期将临，自己走进山谷面对死亡，正如《大正藏》记载所说：“人命将终，自然行诣冢间而死。时世安乐……人常慈心恭敬和顺。”

　　应该说，中国传统观念里，生与死本是自然生生息息的正常现象，民间还有“红白喜事”的说法，来到世上或离开红尘，都以一般平常心态来对待。随着宗教影响的扩大，西方基督教派视生命为上帝恩赐，若是轻生，便构成对上帝的冒犯。而中国则在儒家道德思想影响下，越来越将死亡视为禁忌，把长寿作为人生追求。死亡概念最终被排斥于人类幸福观之外。

　　　　　　　　　　　　　　　给安乐死立法需慎之又慎

　　支持安乐死一派和反对的一派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对于生命的价值观，看法就从来没有统一过。

　　除去宗教意识影响，有些人将“好死不如赖活”作为准则，只要活在世上就“值”。他们认为，行医者只应该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千方百计把病家从死神手里抢下来。哪怕仅存一息，就像患了全身麻痹只有眼皮微微能动的樊尚，也是万万不能放手让他赴黄泉路的。另一些人的考虑是担心偏差，一旦允许医生施行安乐死，注射毒剂“助死”，或帮助病人喝致命酒，最后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于是宁可被扣上保守派帽子，不贸然改变法令。

　　支持安乐死一派则认为，尊重生命不能与生活质量脱离，女演员玛娅驳斥反对派时说：“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失去独立、失去自由的生活，这比死去难受不知多少倍。”“对于身体遭受病痛的人来说，选择死亡有时是一种解脱”。强调人生自由的人尤其提出，社会无权剥夺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其中包括离开人间的方式和时间。安乐死运动形成规模，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文精神的胜利。一个受不治之症病痛长年折磨的患者曾愤愤地说：“我痛不欲生，医生却奢谈人道，岂非虚伪。只有身历其境者自己才能理解。”

　　但是，法律在安乐死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是绝对必要的，法律必须掌握分寸，还要教育国民，妥善处理一个个案例。中国医务界人士指出，当前一些不孝子女把照顾老人视为拖累，虐待事件频发。如果立法将安乐死合法化，岂不给其可乘之机？

　　多位内科医生3月20日在法国综合电台上作证评论，透露自己及周围一些同事曾“凭着良知”违心地帮助进行过安乐死。一位女大夫认为“医疗业界和社会对这个问题表现了极大的虚伪”。她认为社会避而不决这一问题，将它推给病人家属是“十分残酷的”。对出于深切同情帮助家属的医疗人员进行刑事追究更是让人无法理解。已有人认为，法律不应该死死追究赛比尔夫人的死因，既然全社会都不知道走哪条路对，怎能对帮助她走上一条路的人过于苛求呢……

　　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暗地里施行安乐死的例子已越来越普遍。一位参加现场讨论的女听众表示：“合法与否，国家和大众的态度有距离。就同妇女过去争取人工流产权问题一样，不允许做的国家里，多少女子因走了非法手术这条路，身体受了损伤。应该认识到这条路是绝对要走下去的，问题是如何走好它。”

　　全国伦理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西卡尔声称：“现在应该走上前台，认真面对这些病例了。”他在节目里专门提到使用药物缩短生命的途径。大多数医生都强调，首先应当加强对垂危病人采用减轻痛苦的措施，尽量减少因无法忍受巨大痛苦，无奈主动提出安乐死要求的人数。

　　　　　　　　　　　　　　　　　　　　　　　　　　　　　　　　　　　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