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张新采访报道】近日，本报就西藏近期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采访了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理事长、法国马赛第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赛三大欧亚研究所所长金邦贵。金教授认为，这是一起藏独势力策划并进行的暴力事件，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类似事件发生在自己国土上。在西方国家，少数对中国持有偏见的人士在对待西藏暴力事件上大做文章，并将奥运会“政治化”，致使广大不明事实真实情况的西方民众产生偏向藏独势力的看法。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在发挥作用。他认为，为了从根源上长期解决西藏问题，在坚持大原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更为灵活的解决办法，不应该排除对媒体开放，以及改变对达赖的政策。

　　记者：这次西藏暴力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金教授：这是一起在尼泊尔和印度流亡的藏独势力策划和进行的一次暴力事件。他们利用奥运会将在中国举行，全世界的目光投注在中国的机会将奥运会“政治化”，向北京施加压力。这样的暴力事件是应该遭到谴责的，暴徒攻击和抢劫国家机关、银行、商户，甚至学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在自己的领土。这不是他们口中的和平游行。

　　记者：这次西藏暴动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金教授：发生在西藏的事件，很明显是少数人利用中国即将召开奥运会之际，利用西方社会对西藏真实情况的不了解，利用少数人对中国的偏见，故意制造事端。有报道说达赖是和平主义者，认为达赖本人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此次事件是他手下的激进分子所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还不能被肯定。但肯定的一点是，在达赖流亡政府内部，有一批出生在海外的年轻激进分子，使得流亡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中国政府可以考虑使用灵活手段，不排除对达赖改变政策。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通过直接公开的接触，改善目前的状况。达赖去世后，情况会变得更复杂。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是拥有这样的胸襟和宽容力的，不需要上纲上线，应该尽量开辟双方交流的平台，强硬的讲话不能解决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一贯的对藏政策？

　　金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另外，中国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等国际公约。有些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对西藏实行“民族灭绝政策”，这是非常不客观的。中国政府所做的实际上是保护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传统：为了让少数民族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高考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计划生育领域也对少数民族特殊照顾，比如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农牧民可以不受限制地生育子女。不仅如此，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自治区实行的是一种高度的自治政策。民族自治地方有权依照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享有宪法授予的特殊权力。这一点上，中国政府赋予民族自治区的自治程度远高于法国地方政府的自治度，因为这些条例可以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截至1998年底，各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126个，《单行条例》209个。这体现在多个社会领域：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还可以依照法律，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在婚姻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国公民，女性20岁，男性22岁可以合法结婚，而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女性18岁，男性20岁就可以合法结婚），等等。这都是突破国家法律，给予少数民族的特权。

　　对这一事件，包括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由于我们的宣传不够，再加上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在西藏问题上无知、不了解甚至误解，西方社会又普遍不相信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而只相信各种不了解情况的、或故意歪曲事实的报道，就很容易在看待此次藏独暴力事件上有偏见。面对这一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西方记者甚至游客去实地考察真实情况，以便国际社会了解真实情况。我注意到，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媒体采访了本国在西藏的目击者后，对此事的报道相对客观。

　　记者：在最近刚刚结束的法国市镇选举上，法国右派失利。西藏事件发生后，法国左派有声音要求右派执政党抵制今年夏季的北京奥运会，您认为执政党是否将会借此机会挽回民意，这是否将会影响两国关系？

　　金教授：法国政府目前不会在这件事上做文章，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因为法国市镇选举已经结束，但是如在选举期间倒是有可能的。现在就看萨科奇总统是否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了。

　　目前，中法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拥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各领域的合作都在顺利开展，不会因为这件事影响中法关系的长期发展。但是如果事态发展恶化，法国作为一个大国肯定要摆出姿态，有所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