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丝莽莽的阳光闯进屋子里，像不受欢迎的懵懂顽童。我伸了个懒腰，是的，清晨来了，该休息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于我却恰恰相反，我是个自然规律舞台中错步上前的演员，不是我错了，就是舞台错了。我喜欢卡夫卡式的蜗居，卷曲在一个幽暗宁静的洞穴里渡过漫漫冬夜。托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担心自己配不上所承受的苦难”，这句话一定不是清晨时候说的，我想。

　　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思考”仿佛成了一个贬义词。倘若有人问我“你整个晚上不睡觉，在做什么？”，我回答“思考”，那必然会换来一片讥笑声；倘若他们竟能忍住，接着问“思考什么？”，我回答“思考一个人晚上究竟应不应该‘思考’”，那必定要被当作精神出问题了，这就是我的悲哀，也是他们的悲哀。

　　在这个节奏匆忙的社会里，巴黎都失去了十九世纪的情调，塞纳河没变，人变了；凯旋门没变，时代变了。思想和行为倘若不能迅速转化成生产力，便极容易被视为糟粕。科学尚且好些，艺术道德终究在日渐沦丧，每天新奇的刺激太多，年轻人的心有几个不容易浮躁？这就是巴黎的悲哀，倘若有一些执着的学院派不愿承认或无法承受或即使承认也无法承受这个事实，那便是悲哀中的悲哀。

　　社会的悲哀加上个人的悲哀，就是诗人的悲哀，我是个诗人，我悲哀。

　　我的悲哀在于我喜欢在绝大多数人休息的时候思考，而在这些人工作的时候也思考，却在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休息。由此看来，绝大多数人除了工作和休息之外还有很多时间，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思考。倘若这些人看到这段文字，他们便会如是反驳“思考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你的思考能转化为生产力么？”，这尚且是有些层次的反驳；倘若遇到世故一些的，多半会说“思考你个头呀，能换来银子么？”。

　　我生命的胡琴走了板儿，跟不上时代的节拍，就像白公馆里的老钟一样。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可以肯定我的生活是会越来越自闭的，像个中子星一样塌陷。不过倘若那样倒是个不错的结局，因为毕竟中子星的形成需要大质量恒星经过超新星爆炸，核心部分物质受到压缩，使电子和质子结合成中子，才会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结局是个中子星，那至少我还有一次爆炸的机会，也就是释放的机会，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生命中能有一次完美的释放便已足够。但我唯恐结局可能会更糟糕，我或许没有足够的运气塌陷成一个中子星，多半会塌陷成一个黑洞，一个地穴，卡夫卡的地穴。那样的话，清晨于我就没有丝毫意义了，因为地穴里永远都是暗夜，永远没有清晨。

　　我按摩着疲劳的眼睛，眼角的皱纹也跟着疲劳。老了，人不老，心也老了，情也老了，江湖也老了。通常人生苦短，白驹过隙的感慨都是发自黄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也不会是在清晨时候对子罕说的。清晨的时候孔子多半会说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之类的言语，又或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等类。这也难怪，孔子是严格遵循养生之道的，如果让他把时差也到过来，估计他的感慨多半也会发自清晨。“吾少也贱”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究竟是个怎样的心情？虽然只是为了解释“故能多鄙事”的原因。孔子没来过巴黎，即使来了也会自觉把时差调整过来，所以他的感慨永远不会发在清晨；我来巴黎很久了，时差依然没有调整过来，不是调整不过来，是根本没有调整，所以我的感慨总是发在清晨，所以我不是孔子，不是春秋里的私生子。

　　哲学家们会说：“清晨是一次蜕变后的新生儿，黑到了极点就是光明”；可惜我是个诗人，清晨的阳光时常使我联想到坟墓，坟墓里宁静的月光，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可惜我身不由己。每当清晨来临，我始入塌安眠，仿佛走入了一个永远宁静安详的坟墓，伴随着皎洁柔和的月光，伴随着我的诗歌，我的蛇和猫头鹰，泛绿的沼泽地。“你中了波德莱尔的毒了！”有个朋友如是对我说。“他是我的兄长，由于心急比我早出生了几百年”我如是回答，我只能如是回答。

　　幸好还有鲁迅，寂寞到快要发狂的时候，我可以打开那些泛黄的纸张，透过潮湿的灯光，找寻那些泛黄的记忆。“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的呐喊是听将令的，少不了加了些不太情愿的曲笔，但于后人来说，却成了一剂良药，使那些清晨里安眠者、静夜里的沉思者多了一份心灵的慰藉，“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多谢你了，百草园里的病狂人，铁屋子里的呐喊者。（李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