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不满社会政治体制的青年学生，向精英领导群体发出改革呼吁。一批批人开始了地下“天鹅绒革命”（révolutions de velours）。这些人是谁？他们背后是谁在支持？请看“教育世界”（Monde de l’éducation）《东欧青年惹祸》一文披露的鲜为人知的内幕。

　　　　　　　　　　　　　　　　煽动暴乱的青年人

　　在属于前苏联共产党阵营的东欧国家，找来一批学法律或是学经济的大学生，最理想是能说英语的，把他们秘密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传民主和人权思想，给他们提供些援款，支持他们印制传单和宣传品……以这种方式，很有可能在这些国家里培养出被普遍称为搞“天鹅绒革命”的土壤。

　　这一套夺权手法，1990年年底在塞尔维亚已试验成功，给了苟延残喘的众多前苏联专制王国卫星国致命一击。从贝尔格莱德（前南斯拉夫）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从基辅（乌克兰共和国）到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一批批形形色色向往改变现行制度的青年，朝着本国当权者发起攻势，揭发领导阶层的腐败，酝酿将它们赶出历史舞台。

　　这些决心将自己痛恨的过去及无望的今天一同砸个稀巴烂、在暗处搞煽动想暴乱的青年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在前南斯拉夫总统米罗舍维奇、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和前乌克兰领导人库奇马这三个“后苏联”过渡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眼里，答案不容置疑，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背后有受美国政府经济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在牵线。”因为，上述3个国家的政权竟先后在几个星期内，被聚集在街上的骚乱分子搞下了台。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后苏联时代《颜色革命》研讨会的组织者、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问题研究专家鲍里斯·贝特里克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些表面强大的专制国家，在街上民众群起反对的非武力斗争中，之所以象沙滩上的宫殿般不堪一击，轰然倒塌，主要归于以下四大因素同时存在的契机：当事国百姓对国家政局、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越来越混乱的不满，在野反对党派威信提高，独立媒体成功发展和大选迫近。贝特里克不同意“全面阴谋”一说，但他承认：“一些外国机构在促成这些国家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和重新理解国家主权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国外势力力挺学生运动

　　在这一场冲击共产党旧秩序的社会动荡中，冲在最前面的是青年学生，而反叛学生在“天鹅绒革命”中起的作用绝对是决定性的。事情首先从南斯拉夫开始。1998年，15个青年人创立了被命名为“抵抗”（Otport）的团体。当时他们只是反对米洛塞维奇总统主张的大学改革方案。尽管该团体在地下活动，却很快获得了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针对塞尔维亚全社会改革的更广泛要求。他们以甘地精神为行动指导思想，同时吸取类似1990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温和式”革命形式。“Otport”组织不久便向政府提出，要求总统米罗舍维奇下台，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民主选举。

　　这一团体的活动获得了数家外国基金会组织的经济资助，这些机构中有美籍匈牙利亿万富翁索洛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一类与美国国会相当接近的非政府机构,其主席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乌尔西（James Woolsey）；还有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勃莱特领导的全国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等等。

　　除了经济上提供资助，国外势力对学生运动还提供技术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工作的独立记者洛朗·胡伊介绍道，“Otport”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由此接受了一系列培训，通过讲座形式学到了民间抵抗手段专家吉纳·夏普的“文斗”理论。2000年，米罗舍维奇被迫宣布提前大选，落选后他试图在选票问题上作弊，但在示威游行的压力下，不到几天便被赶下了台。

　　　　　　　　　　　　　　输出“非暴力型”夺权革命

　　南斯拉夫青年获胜后，决定输出革命，成立了“非暴力中心”。且看他们如何兴风作浪，掀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些革命顾问于2001年去到了白俄罗斯，向当地反对鲁卡申科总统的青年反对派组织“野牛”（Zoubr）介绍煽动经验，但推翻政府企图未遂。2003年，他们出现在发生“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持不同政见组织“烦透了！”（Assez！）中心人物圈子里游说。最后，“烦透了！”成员成功推动示威，将格鲁吉亚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赶下台，拥戴改革派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夺得政权。2004年，“非暴力型”夺权革命派成员又帮助乌克兰青年反对派成立“到时候了！”（Pora）组织，将矛头直指库奇马总统和由他指定的继承者亚努科维奇。接下来受益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复兴”（Renaissance）组织，他们那时正准备在2005年7月大选中推翻当政者……

　　　　　　　　　　　　　　中坚分子来自社科人文学生

　　在这张名单上还可以加进阿塞拜疆，那里的反政府组织“不！”（Yox）依据的手法也都出自南斯拉夫“抵抗”团体印发的理论小册子。数量如此众多的学生运动组织，信奉的是同一个理论，使用的是同一种策略，而这些人并没有领取“党证”，成员的年龄都在18岁至25岁之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以秘密联络方式加入组织。

　　持不同政见的反政府队伍里，中坚分子大多来自大学里学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团体首领的年纪大一些，多数人通过设在这些东欧国家中的私人学院，接受过西方式的培养；例如布达佩斯的“索洛斯中心”、比什凯克的美国学院，另一些人则获得了去国外学习的奖学金…… 所有这些人，都在起一种传送带的作用，在在野反对党派策划推翻政府的过程里，他们活跃在民间，鼓动因当权者腐败而日益失去信心的百姓，为发动“天鹅绒革命”摇旗呐喊。他们不断抨击政府、说服选民把选票投给反对势力，万一未达到目的，便走上街头组织抗议示威。

　　　　　　　　　　　　　　一条理想的飞黄腾达之路

　　叱咤风云过后，现今这批青年革命家的情况如何了呢？他们是否继续活跃在政界呢？贝尔格莱德大学研究员斯洛博达·诺莫维奇说，官方材料声称，青年学生运动领袖并没有政治野心或个人仕途欲望，目前只有为数极少的“抵抗”团体的几个领导人还在搞政治斗争。事实上，天鹅绒革命过后，相当一批人成了行政官员，这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就很明显。巴黎政治学院教师多尼盖·戈达兹是高加索地区问题专家，他说：“玫瑰革命结束后，行政部门更新，得益者主要是年轻人。27-28岁就当上了省级长官，还有的成了大学校长……” “烦透了！”组织公共关系负责人、曾经当过记者的基基·乌古拉瓦便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自2003年起，先后担任了负责安全的副总理职务、蒙格莱里省省长、总统行政事务负责人，最后被任命为首都第比利斯市市长。另一名学习法律的突出学生革命派德阿·杜别列耶兹则被自由大学选中，前途无量。

　　　　　　　　　　　　　　后生可畏　既定秩序遭挑战

　　在格鲁吉亚负责主持索洛斯基金会工作的前会长卡哈·洛马亚的例子也很典型。他从非政府组织（ONG)负责人摇身一变，当上了萨卡什维利总统的教育部长。评论家发现，一大部分格鲁吉亚精英都来自上述曾参加反前政府的非政府势力机构，难怪有人说非政府组织是开辟个人仕途的跳板。

　　乌克兰青年反对派组织“到时候了！”（Pora）的领头人符拉迪斯拉夫·卡斯基夫的政治生涯也是个突出例子。这个今年才31岁的青年，一夜间就被任命为尤先科总统的顾问，因为该组织其他成员认为尤先科姑息暴富者、打击腐败不力，对他不满意，纷纷离去。

　　“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俗语是否真能在这些人身上得到证实，尚需时间观察。但已有迹象表明，后生可畏，青年反叛派的能力已引起当权派充分重视。俄罗斯总统普京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准备2008重返克林姆林宫时，普京意识到需要这一类有“革新精神”的青年。俄罗斯亲克宫的青年组织“自己人”（Nachi）今后已把发展17-23岁青年作为主要目标。白俄罗斯总统则“防患于未然”，于2004年采取决断措施，取缔了他认为过于亲西方的明斯克私立人文大学。设立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索洛斯基金会已被禁止活动1年……

　　将来，热血青年一代能不能左右住身边循规蹈矩的世界呢，世人且拭目以待。

　　　　　　　　　　　　　　　　　　　　　　　　　　　　　　　　依路 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