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择了经济强盛之路。我不是那类相信它会制造有威胁力的军事强国的人。我认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选择了走经济强盛之路，经过不同的阶段，采用系列市场机制，而且每个阶段的决策都很果断。因为其直接后果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发展“一国两制”隐含的危险：一个是西方化的中国，上海金小子的中国，从北京到香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国。另一个是内地的中国。25年里，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了一倍。这对中国的和谐一统是真正的挑战，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也构成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文化风险。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外国企业促成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业生产、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及半数外贸成果都是跨国集团的功劳。因此，中国的发展是通过与外国工业企业的联系逐步实现的，其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中国与外国很久远的关系（鸦片战争、外国商号等）。

想投资经营就得热爱中国

　　打算到中国发展的外国企业今天应当遵守什么规章呢？首先应当理解中国在什么方面与世界其它地区有着极大差异。中国的幅员、中国的增长速度以及中国民族的多样性都与众不同。理解这一点已经够复杂了。还应当理解时期和时间的意义。与我们所处的匆忙焦躁的世界不同，中国对世事的看法是放眼千年的，这使他们的决策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有时有点难以理解：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着眼点是共识。那种认为可以在中国采取突击式行动，大笔投资，6个月就大获成效的想法是很荒谬的。

　　但除了时间以外，还需要热爱中国。当然凡是人们对其投资的国家都可以这么说，可这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自孔夫子以来华夏民族是一个很注重国家机制的文化，与法国文化很相近。这是一个国家机制先于民族而形成的文化。要热爱中国，要赢得中国人的尊重，要想简单理解中国人，也应当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不涉及您的主要职业的部门。应当对中国深刻的、久远的东西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您的职业涉及的领域。

　　今天人们装作发现社会福利或“经济爱国主义”重新大行其道。这是必然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有着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家。您必须选择正面回应市场经济，您必须接受拥有8亿农民的农业领域或公立服务领域为适应市场经济所付出的可怕代价。因此，某些时候历史的脚步趋缓是不足为奇的。历史趋缓并不是因为它倒退，而仅仅是因为历史要设法避免使社会不公正现象占上风，胜过经济增长的有利一面，或使发展不致完全依赖于跨国工业集团。

他们自己造高速火车是好事情

　　这就是为何爱国主义突然卷土重来的原因。西方人遗憾地说：他们想自己制造高速火车（TGV）！是的，这是桩好事情。难道这不是所有想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的正常雄心吗？同样，在能源部门，中国的需求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快双倍：面对这样高速增长的需求，谁不愿意建设自己的工业，一改仅仅依赖进口外国设备的状况呢？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么？谁都不否认这需要作出很大努力，而这些努力与发达国家曾需作出的努力并无太大差别。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工业革命，涌现了中产阶级，构建了储蓄能力。惟一不同的是，这里涉及的是中国，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幅员，还有决不能比思想观念和殷切期望走得慢的坚强意志。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些困难。中国共产党内肯定存在阻力。但是，当您看到北京市长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组织奥运会的，或者看到新疆的乌鲁木齐机场或喀什噶尔机场是如何建造的——与这些机场相比，马赛机场简直就是一个外省小机场，你们看到的是企业主新人辈出，他们有着和全球所有企业主相同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政治色彩只是略略多于西方国家的企业经理，但并无多大的区别。我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开放、迎接世界挑战以及走向多元化的因素是存在的，是现实存在的。

　　最后还有令人乐观的一点：在所有人们今天可以去的国家中，中国是最令人乐观的。为什么？不论您与东部沿海地区最富有的金融家相会，还是与内地最贫穷的农民相遇，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即使贫富差距很大。他们都有相同的自豪感，即那种直接参与了不起的和平革命的自豪感。（注：作者弗朗索瓦·卢塞利是法国电力公司前总裁）（秋实编译自《解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