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步迈入世界强国行列,引起众多关注,也招致诸多疑虑。日前，《费加罗报》邀请法国前社会党政府外交部长魏德林与著名自由派评论家基·索赫芒(Guy Sorman)，围绕后者在华考察一年后新近出版的《鸡年，中国人与抗拒者》（L’Annee du Coq， Chinois et rebelles）一书，剖析时局，纵论西方应如何面对中国的发展。现将该文摘译如下:
《费加罗报》：
您在《鸡年》一书中描写了一个西方基本不了解的中国，您认为那是中国“真正的”面貌吗？
基·索赫芒：
我曾陪同阿兰·佩雷菲特去中国，当时我们两人对中国的看法就不一样。当时，阿兰·佩雷菲特大致这样对我说，“由我负责中国官方，你来管基层。”遵照他的建议，我于2005年考察了中国民间，下到省城。 我看到的是否是真实的中国？反正那是欧洲最不了解的部分。
在“底层中国”最使我震惊的，除了极端贫困现象外，更有甚者是深切的心理痛苦。比例占中国80%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权利，受制于往往是凶暴和腐败的当地小官僚，几乎无法解脱。传统形成的族群、家庭、寺院范围内的互助，被历年革命冲垮，极难恢复。学校破旧，家长付不起学费。唯有离开家乡一条路，有近2亿中国人在工地上漂泊。失业率高达20%，疾病蔓延，艾滋病、肺病、疟疾……还有大批人卖淫。不存在公共保健制度，看病始终要付钱。
魏德林：
基·索赫芒的这个调查铁面无私，有些地方写得象左拉、狄更斯和斯坦贝克的作品，有时很残酷。当前中国，除了象浦东这样的新城市，还有另一个中国存在，甚至占着大部分比重，那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同时并存多种面貌。它会怎样发展，说不好。但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很难讲境况变得更糟了。
无须作过多回忆，我们无法忘记中国人在20世纪遭遇过的可怕磨难：战争、被日本占领和残酷对待、打内战、毛主义、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冲击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中国人对此至今记忆犹新。
基·索赫芒：
是的，魏德林。与您列举的悲惨时期相比，中国的形势总体上确实改善了。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百姓请愿。最近的许多抗拒行动都可用百姓迫切希望能更快地进入现代化来解释。然而，进程缓慢使他们感到失望。普通劳动者还对强者致富愤愤不平。
魏德林：
尽管如此，我仍然比较乐观。我坚持认为，虽然存在您在中国观察到的那些专断制约势力，社会的活力最终定能战胜，并改变您所描写的那种形势。
基·索赫芒：
也许吧。但在鸡年期间，中国政府强化了宣传机构，进一步钳制媒体。乡下警民冲突中打死人，我们从因特网上开始了解到一些情况。目前的中国当局有个特点，即言论与行动不断自相矛盾。上层宣扬德行，冠以孔子精神，令西方惊异。然而，下层小民却天天受到粗暴待遇。
《费加罗报》：
中国难道不正在往这样一种模式发展吗：在一党执政的国家里发展超级资本主义？
基·索赫芒：
魏德林看来相信（经济）自由发展道路会最终胜利，我不认为经济繁荣能自动导致民主的确立。（……）当然，新近出现的民众文化也在发展。音乐、电视，中国的青年人正在靠拢西方习俗，我认为变化会从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费加罗报》：
在此同时，欧洲对中国日益成功地获得新市场颇为不安。面对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强大的中国，“黄祸”一说是否又要冒头？
魏德林：
我们应该记得，中国是在什么情况下兴起的。柏林墙被推倒，苏联阵营瓦解后，西方自以为获得胜利，觉得“历史就此结束”了，以为全球的人民都将接受我们的“市场民主”模式。欧洲各国的百姓则切望终于盼到了“悲剧后时代”，从此生活在联合国宪章得到遵守这样一个社会里，各个民族国家淡化本国利益，都以公正和国际文明社会准则为重。充满乐观情绪的10年里，大家还认为国际法庭将成立，中东即将化干戈为玉帛，人们不日即可迎来一个强大的欧洲。
所有这些殷切的盼望，今天一一落空，联合国徒具一个美丽外表，就连如何定义“种族歧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未能达成一致。由于客观不存在让欧洲与美国真正凝聚一致的威慑力量，二者关系疏远，欧洲人执意反对诉诸武力，越来越不理解当代美国。
就在这个时候，恐怖主义扎下了根，中国、印度、亚洲其他国家纷纷崛起，俄罗斯亮出它的石油和天然气牌。所有这些同预想的“好运全球化”大相径庭，中国问题更是非同小可。但是，我们不能因此重弹“黄祸”老调。
基·索赫芒：
我国的经济文化情况很糟，国人根本不意识中国能够帮上我们多大的忙。实际上，依靠中国的工厂，我们也能以半价为孩子们买运动鞋。恕我赘言，我最担心的不是中国变成经济强国，而是它变成政治和军事大国。
《费加罗报》：
大家都在议论出现了多极世界，中国会成为推动力量吗？
魏德林：
确实,一个多极世界正在逐渐出现，可是我们法国常常不包括在内！许许多多国家建立了双边关系,脱离了已变成可有可无的欧洲的控制。例如，中国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中国、拉美和非洲、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和美国、俄罗斯和伊朗、伊朗和中国等等。那并不总是“和谐的国际大家庭”，尽管这并不新鲜。
至于让我担心的事，我同基·索赫芒不同，我很担心那些机构是否能在不造成严重紧张局势的前提下，有效地将这些新兴强国吸纳进已演变成多极化的国际大家庭里来。一些不同文明的国家目前仍然按照自己不同的思路生活，与他人和平共处。为了安抚国际上流传的担忧，中国一些领导人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尽管世界对中国的巨变可能尚未作好充分准备，人们还是应该看到，与一向以“将福音传播给全球各国”为己任的西方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表现出热衷于将自己的教义布道于他人的热忱。这一点令人欣慰。
基·索赫芒：
西方有文化帝国主义，过去打耶稣的旗号，今天则以民主为名，这也是对他人关注的一种表现。我承认，除了“毛的革命”以外，中国没有向非中国人提出过任何全球性的模式。这不正说明中国人对其他一切都漠然置之，甚至采取鄙薄态度吗？尽管中国对我们的事务不干涉，让人有好感，为什么与印度相比，我们还是对它不能放心呢？因为中国不是个民主国家，从根本上说，它让人捉摸不透。
《费加罗报》：
那么西方该怎样同这个让它不放心的中国相处呢？
魏德林：
如果我们面临的是像西方社会和伊斯兰国家那样，一心要把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强加于全球这样一个中国，今后的事情确实会令人很担心。可是事实上，就依基·索赫芒书中和民众的观点来看，中国当局的雄心和普通老百姓的雄心一样，都相当传统。
请问您基·索赫芒，正当中国这个市场使人人着迷，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您在《鸡年》一书里却鼓动西方对中国采取更有条件、更加严厉的政策，您甚至还建议应当惩罚中国，对它施加压力！这样做合法吗？会有效果吗？西方人目前还是那样傲慢狂妄，他们过于健忘，要知道自己在全球人口中只占七分之一的比例。这样的态度现实吗？美国和欧洲之间都不存在建立于这种共识上的协约。
我们当然应该非常谨慎地维护自己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同中国把话讲清楚。可我们也能够寄希望于中国的变化，寄希望于已经改变了中国面貌及其理想的内部活力，进而推进其制度的变化，鼓励它们的变动。(伊路编译自《费加罗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