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0急救中心的张玲医生（音译）说，“起初我有些害怕，但是现在习惯了。”她怕什么呢？是因为北京的救护车总是开得这般地慢？真是紧张地叫人血液都会突然凝固住。鸣叫的警笛、刺耳的刹车声、勇猛地闯过首都街头红灯......这种情景，只有在前一天晚上电视上放映的连续警探片中才会看到。连续剧的导演可能过于热衷“美国制造”，其实他应当拍成我们现在乘坐的这辆救护车的样子，以增加片子的真实性。

　　如果没有车内的医疗设备、没有放着蓝光的旋转灯、没有穿着白大褂漂亮的张玲医生和穿制服的扛担架员工，真的难以相信这是一次急救行动。中国的交通状况花了10年的时间，从人海变成了车海。我们乘坐的这个梅赛德斯牌救护车刚刚服役2周，在车海中艰难地穿行。询问司机为何不按喇叭，对方回答因为人们抱怨声音太吵。

　　总之，车这么多，按了也是白搭。再加上天安门广场周围是静音区。

　　以这种车速行驶，救护车的司机可以安全地查阅卫星导航系统，我们一行顺利地到达救护地点——一幢4层楼房。张玲跳起来，拎起药箱跑上拥挤的楼道。一间小单元房里，有个七旬妇女因为痉挛而非常痛苦。做了心电图、量了血压之后，张玲认为最好把老人送进医院。老人的2个儿子同意了，这在中国并不是常见的事情，因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有医疗保险，许多人不同意花费昂贵的住院费。

　　这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猛然转向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后导致的另一面。作为这一转变的象征之一，老人的一个儿子递出2张100元钞票。急救费160元人民币。这个价钱根据距离和第一批急救手段而变化。

　　张玲医生介绍说，120急救中心备有一辆专门应付禽流感的救护车。呼叫中心接到电话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发烧？咳不咳嗽？呼吸有没有困难？”如果有禽流感嫌疑，便出动特别救护车。但是北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病倒。

　　张玲医生的法语讲得很正确。她与5名同事曾到巴黎地区的NECKER医院急诊部工作了一年。这个项目起初由道达尔基金会出钱，在2年前中国发生非典的时候，让30来名中国医护人员有机会来法国进修。非典的危机迫使中国接受外国的援助，北京市政府同意接受国外提供的所有援助、特别是急救援助。显然，2008年的奥运会加快了这个计划实施的速度。

　　中国的领导人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了对口号的爱好。120急救中心提出的口号是“为了奥运会达到5分钟的目标”。即这里的救护车在接到求救电话到到达抢救地点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

　　救护车回到位于前门和西单之间北京医疗急救中心。120急救中心有5个急救站，共有200辆救护车，每天接到3000次求救电话，出诊500到600次。以我们这些外行人来看，医疗设备和器材无懈可击。与医护人员接触了几天几夜之后，发现这里的医生护士与西方医护人员同样敬业和娴熟。张玲医生、以及与她一起去巴黎进修的安铁峰（音译，下同）、梅雪、张宾和张骆医生对进修的感想如何呢？

　　他们认为，最大的差别，在于救护车与医院救急部门的协调工作。在法国，病情非常严重的病人直接送往专科治疗，而中国把所有人都送到急救中心。中国的医生过于习惯于到处使用抗菌素，这样做很容易，但是很贵。所有的进修医生都羡慕法国人享有的医疗保险。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个法国妇女在北京街头出了事故，她不明白为什么在那么多围观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她无法想象，不管谁打了这个电话，很可能要被迫支付救护车的钱！

　　北京对于禽流感非常重视。每家医院都开设一个特别的受隔离的门诊部。在人民医院的入口，不懂中文的人也能够明白告示的意思：37°2。也就是说，凡是体温超过37°2的人都直接到这个门诊处就诊。事实上，这间医院紧挨着一个花鸟市场。在巴黎主宫医院工作过一年的薛小雅医生回答说，“放心吧，我们已经让人关闭了这个花鸟市场。”（九天译自VSD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