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他们是欧洲最贫穷的一类，今天他们高居欧洲富国排行榜之首，把他们国家建成了名副其实的硅谷。他们采用的方法，法国可以借鉴。

　　　　　　　　　　　　　　　　爱尔兰欢迎你

　　在这个国家，经济变革的速度比大麦变麦芽还快，比麦芽变基尼斯纪录大全还快。上个世纪80年代，爱尔兰人是欧洲最贫穷的居民。失业率接近7%，农业人口占全国就业年龄人口的15%。今天，这个顿顿吃红薯的国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都柏林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食客拥挤的餐馆里，人们开始喝起香槟来！这条街每平米的价钱比巴黎市圣日耳曼德普莱街区（Saint-Germain-Des-Pres）还贵。喝香槟的理由很多：庆贺失业率只有4%，庆贺经济年增长率达5%，庆贺在欧洲人均财富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仅次于卢森堡。

　　爱尔兰人乐观极了，就连宣布首批企业外迁的消息也没能使他们扫兴。企业开始外迁，是爱尔兰工资上涨的结果。都柏林三神一体学院大学校长赫加蒂解释：“人们正在适应以白大褂代替蓝工作服的变化”。全球知名大集团，如IBM、微软、朗胜（Lucent）、惠普（Hewlett-Packard）等已经把爱尔兰作为人才培养投资基地。爱尔兰这座昔日的欧洲加工厂，现在正成为真正的硅谷。

　　大幅降低税收战略已不足以解释爱尔兰何以发生这种巨变。爱尔兰成功的秘诀还包括其它因素。法国可以借鉴。

　　70年代，政府瞄准未来的信息科技业和制药业的巨头，千方百计把它们吸引到爱尔兰去。今天，这座小岛接纳了信息高科技产业的300家冠军企业（4.5万工作岗位），几乎100家制药厂（1.7万岗位）。所有这些企业都由同一个机构管理，即爱尔兰工业开发署（IDA）。该机构的预算高达1.5亿欧元。相比之下，法国国际投资署的经费比它少了10倍，而且周围还有一大堆地方机构。这些机构分散了，而不是加强了我们的打击力量。

　　工业开发署的主要战略可以一言以蔽之：取消官僚体制。因此，这个单一窗口与公司注册机构和税务局可以进行密切合作，大大缩短公司建立的时间。例如，制药集团Wyeth寻找一个国家，可在那里建立一座大型生物技术工厂，新厂占地36公顷，投资额高达18亿美元。从递交申请材料到动工，只用了短短7个月，可谓神速。

　　可是简化手续还不足以使鱼儿上钩。对方需要财政奖励措施么？没问题。工业开发署去年发放的补贴费就达6500万欧元。需要几十公顷土地建厂么？计划来得正是时候：开发署已经在一大片土地上挖土运泥，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程，如水、电、道路和排水管道等，万事俱备，随时可以接待大大小小的龙头企业。

　　要是鱼儿第一次不上钩，也没关系。爱尔兰人会表现出他们有口皆碑的韧劲。例如，他们花了10年时间，说服了英特尔（Intel）到那里设厂。如今英特尔成为该国的第一大雇主。工业开发署前署长瓦特笑盈盈地说：“要是需要，我们甚至会求部长出面。”2004年，诺华制药集团（Novartis）总裁飞抵都柏林时，爱尔兰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至于古狗（Google），时任工业部长的哈尼甚至拨冗亲往美国加州芒廷维尤市迎候。自那以来，这个全球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就把都柏林作为它欧洲总部的所在地。

　　爱尔兰人以所有这些坚韧不拔的努力换来了辉煌灿烂的成果：在欧盟内部，爱尔兰如今吸引了40%的美国投资以及制药工业投资额的三分之一。爱尔兰也一跃成为世界软件第一大出口国。高科技公司密集成群，创造了真正的部门经济体系。例如，众多制药公司共同分享负责收旧利废的分包商。

　　为了加快社会变革，爱尔兰公共当局5年来坚定不移地集中力量搞科研和开发。2000-2006年全国发展计划为科研和创新拨出25亿欧元经费（是1994-1999计划的5倍）。这使科研开发的年度开销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诚然，这笔经费还低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在这一方面，与法国不同的是，爱尔兰的开支不是撒胡椒面，而是高度集中。

　　受美国模式启迪，政府2000年创立了爱尔兰科学基金会（SFI）。这个机构成了其科研政策的得力助手。其任务是开创信息科学及生物医药的国际顶尖集群（pole）。集群区负责人哈里毫不犹豫地猎寻人才。他承认：“我们在所有重要科技大会上寻觅人才。”

　　　　　　　　　　　　移居它国的研究员纷纷返国

　　2003年，爱尔兰科技基金会成功地把1985年到美国去发展的爱尔兰籍著名基因学家约翰·阿特金斯劝回故乡。这位爱尔兰科学家确认：“这里爱科学的精神很能激励人”。基金会同时也给他慷慨拨款：320万欧元用做他实验室的启动经费。一位法国研究员承认：“这笔经费相当可观”。爱尔兰大学也利用这笔资金使他们的实验室成为时尚。都柏林三神一体学院大学的半导体研究员、意大利人斯特法诺·桑维托是被爱尔兰科技基金会从美国加州桑塔巴巴拉大学挖过来的。他惊喜不已地说：“您看到这台计算机了吗？这是全球200台功率最大电脑之一。有钱买得起这样一台计算机的学院可不多呀！”不远处的都柏林学院大学（UCD）拥有一座生物分子大楼。造价1亿欧元。

　　爱尔兰战略的最后一个轴心是：促进大学与工业企业靠拢挂钩。三神一体学院大学校长赫加蒂解释：“科技竞争要求理论到商业化过渡的时间非常迅速。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联系。”赫加蒂象都柏林学院大学和科克大学的同僚一样，也竭力向企业炫耀厂校挂钩的好处：优秀大学教研人员拥有尖端设备，企业与他们合作可以小成本获大成果。

　　这等于给饥肠辘辘的狗熊送蜜，何乐而不为？假如某项发明为企业和学校共有，那么企业和大学研究班子就共同应用开发。一名巴黎研究员承认：“这与法国人认为科学应当与生意分家的想法相距十万八千里。”

　　爱尔兰是否是高科技的淘金地？企业似乎是这么认为的：2001年到2003年，企业对科技与开发的投资增加了20%。信息科技署成员格伦纳坦率地说：“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材满足需求。”不过，爱尔兰理工科毕业生占35%，在欧盟15国（平均26%）中遥遥领先。但爱尔兰国家领导人看得更远。今年，促进小学生学科学的预算增加了一倍。小学将实行寓教于乐的新教学大纲。对于青少年也是如此。在中学里，理工科教师每隔数月就被派到实验室里，重温科研激情，然后返回学校，激情倍增地向学生传授科技知识。古狗一负责人概括指出：“人们往往称爱尔兰为‘克尔特虎’，其实这个国家奉行的是狐狸战略。强大固然很好，但狡猾更好。”

　　三色老雄鸡完全可以爱尔兰为榜样。（秋实编译自《资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