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网】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败，引起世界不少人对两国政治模式优劣的关注。美国老牌独立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月27日发表加德尔斯(NathanGardels)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评论说，如果说20世纪是民主和极权主义的竞争，那么21世纪则是过渡的消费者民主，和极少民主责任的有效统治之间的竞争。

这是冷酷的判决。西方对中国充满期望的高度赞美，将让位于更多的反省，以及另一轮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但现在也是对民主制度做一番省视的时候了。这不仅由于极权主义中国的经济成功，已经成为非西方式现代主义模式的真正标志，而且由于西方本身已经改变。

在西方，尤其美国很多人眼中，我们不再生活在工业化民主制度下。现在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consumerdemocracy)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元首的短期暴政，而且能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制度不能够维持下去。但正如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每一个政治智者都明白，当公众的贪念否定了统治，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危机显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既要甜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

在中国，当人民的企业家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统治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

哈弗大学经济史家和作家弗格森(NiallFerguson)，已经把中国和美国称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即一个跨太平洋相互影响的全球新重心。这个共同体的磨合，将有机会创造某种新东西：如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即时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新统治哲学；如一种既不抹杀个人爱好和能力，又有助于缓和公众贪欲的统治制度。

(编辑：杨堃)